1月24日，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，陆泽迎来了他在复旦的第二个寒假。
再过二十天，就是1983年的春节。““””
在他忙于期末考试和论文资料整理的这段时间，外界关于《春分》的讨论愈演愈烈。
一方面，无数读者对小说产生了共情，纷纷来信或在报刊上发表读后感，期待着三月份《收获》上刊载的下半部。
另一方面，以评论家方岩为首的一批人，在多家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，对《春分》展开了系统性的批判，认为其立意有问题，是在为落后的小农意识招魂。
这股争论的风潮，甚至也吹进了复旦园。
支持与反对的声音在老师和学生中都清晰可辨，时常能听到他们在课后或食堂里因此争得面红耳赤。
作为校刊的《复旦学报》也已经连续好几期刊登相关的论战。
一时之间，陆泽的新作再次在复旦和上海的高校，文化界乃至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。
作为风暴的中心，陆泽本人却表现得出奇的平静。
他奉行一个简单的原则：作品一旦写完，就属于读者了，褒贬他都能接受。
陆泽对新作的关心，甚至还不如宿舍里的三位老大哥。
陈思和、孙乃修和梁永安三人，几乎成了陆泽的义务宣传员和护卫队。
他们每天都去图书馆翻阅最新的报纸和文学期刊，将相关的评论文章收集起来。
遇到措辞激烈的批判，三人甚至会义愤填膺地亲自下场，连夜撰写反驳文章，投给各大报刊，与方岩等人隔空论战，顺便也赚点稿费。
寒假开始的第二天，陆泽回到姐姐家吃饭。
饭桌上，姐夫李立国显得格外高兴，喝了两杯酒后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片，在桌上拍得“啪”一声响。
“老婆，小泽，你们猜这是什么？”李立国满脸得意。
“什么好东西，把你乐成这样？”陆芸白了他一眼，往陆泽碗里夹了一块红烧肉。
“天大的好东西！“李立国小心翼翼地展开那张纸，“电视券！金星牌的！我们上影厂一千多号人抓阄，就十张票！被我抓着了！百分之一的概率！”
他脸上泛着红光，言语间满是骄傲。
在这个年代，电视机是绝对的稀罕物，买电视不仅需要钱，更需要这种比钱还难得的票证。
陆芸也喜笑颜开:“你这手气，真是绝了。这张券咱们不用，找路子卖给那些急着结婚的人家，还点钱，再添点工业券。”
这确实是当时最普遍的做法，一张电视券，就是一笔不大不小的横财。
陆泽听完，却笑了笑，说道:“姐，姐夫，既然有票，干嘛要卖了？咱们家也该添置一台电视机了。”
“添置？说得轻巧！“李立国摆摆手，“你知道一台金星牌14寸的彩色电视机要多少钱吗？一千二百块洋钿！咱们夫妻俩要不吃不喝攒一年，那都还未必够！”
“是啊小泽，”陆芸也劝道，“看电视就是图个乐子，花那么多钱不值得。还不如换成钱，给你和你姐夫买件新大衣，再给兰兰买点吃的。”
五岁的外甥女兰兰一听到电视机，眼睛都亮了，拉着陆芸的衣角央求道:“妈妈，我想看电视！我要看《大闹天宫》！“
陆泽摸了摸外甥女的头，对姐姐和姐夫说:“姐，姐夫，钱的事情你们不用操心，我来出。我那几本小说的稿费，买台电视机绰绰有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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