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城，凌氏集团稀土精炼分厂。
这座工厂坐落在江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核心位置，占地三百余亩，灰白色的厂房在秋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沉寂。厂区门口的旗杆飘扬着三面旗帜最面是大夏国旗，中间是凌氏集团的蓝色旗帜，最下面是江城分厂的红色旗帜。三面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，像三个沉默的哨兵。
陈冠东站在厂长办公室的窗前，看着厂区里来来往往的货运卡车。他今年五十八岁，跟了凌家整整三十年。从凌傲天时代的一名普通技术员，到凌震南时代的车间主任，再到凌若烟时代的江城分厂厂长，他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。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，脸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，但身材依然魁梧，腰板依然挺直。在这个厂里，没有人不尊敬他。工人们叫他“陈爷”，技术员们叫他“陈老师”，连总部来的高管见了他都要客客气气地叫一声“陈厂长”。
他是凌家在江城的一面旗帜，是凌氏稀土产业在长江中游地区最忠诚的守门人。
至少，曾经是。
办公桌放着一个信封，鼓鼓囊囊的，没有写寄件人。陈冠东已经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不是钱，是一把钥匙。江城市中心最高档的楼盘，一套二百六十平米的江景豪宅。钥匙下面压着一张纸条，面只有一行字：“陈厂长，合作愉快。”没有署名，但他知道是谁送的。
那个人的名字叫郭天赐。
他是在一个月前认识郭天赐的。那天晚，江城最顶级的私人会所“澜庭”，一个他不该去、也不该出现在那里的地方。陈冠东平时不去那种场合，他不喜欢那些灯红酒绿的东西。但那天，他去了。因为有人告诉他，有一个从美丽国回来的大老板，想和他谈谈稀土精炼技术的合作。
他推开门，看到一个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坐在沙发，手里端着一杯红酒，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。那个男人看起来五十岁出头，戴着无框眼镜，温文尔雅，像一个大学教授。但陈冠东在商场混了三十年，看人的眼光还是很毒的。他一眼就看出来，这个人的温文尔雅是假的，是披在外面的一层皮。皮下面的东西，很冷，很硬，很危险。
“陈厂长，久仰。”郭天赐站起来，伸出手，“郭天赐。”
陈冠东握住了他的手。那只手干燥而有力，握了三秒，不多不少。他不知道，从那一刻起，他已经踩进了一个精心设计了很久的陷阱。这个陷阱不是为他一个人准备的，是为凌氏准备的。他只是一块垫脚石，一块被踩过之后就会被丢弃的垫脚石。但那时候他不知道。他只看到郭天赐笑容和煦，谈吐优雅，开的条件优厚得让人无法拒绝。
“陈厂长，你在凌氏干了三十年，一年赚多少钱？一百万？两百万？”郭天赐给他倒了一杯酒，推到他面前，“你值更多的钱。”
陈冠东没有喝那杯酒。他站起来，说了一句“郭总，凌氏待我不薄”，然后转身走了。他走了，但他的脚步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坚定。因为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他确实值更多的钱。他在凌氏干了三十年，从一个技术员干到厂长，年薪从几万块涨到一百万，涨得很慢，慢得像蜗牛爬。而他的同学、他的同行、那些和他一起入行的人，早就在各个企业里当了高管，年薪是他的好几倍。他不嫉妒，他只是觉得不公平。
这就是郭天赐要的。不是钱，是心态。钱只是工具，心态才是钥匙。只要心态出现了裂缝，钥匙就能插进去。
一周后，郭天赐又约了他。这次不是在会所，是在江城最高档的餐厅，包间，私密，隔音好。陈冠东去了。他告诉自己，只是吃顿饭，不会有什么。但他心里知道，他已经开始滑坡了。滑坡的第一步，是最难迈出的。迈出去之后，后面就停不下来了。
郭天赐这次没有谈钱，谈的是情怀。“陈厂长，你在凌氏干了三十年，凌氏给了你什么？一套老房子，一辆旧车，一个厂长的虚名。你为凌氏创造了多少价值？你经手的稀土，价值百亿。百亿的财富从你手里流过，你得到了一百万的年薪。你觉得公平吗？”
陈冠东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酒很烈，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，烧得他眼睛发红。不是因为辣，是因为郭天赐说中了他心里最隐秘的、从未对任何人说过的那个念头不公平。三十年，他觉得自己值更多。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，在他心里生了根，发了芽，长成了一棵他控制不住的树。
那顿饭之后，他没有再拒绝郭天赐的任何邀约。吃饭、喝酒、打高尔夫、去私人会所他一样一样地沦陷了，像一块被水慢慢浸透的木头，从外到内，从表皮到骨髓。
真正让他彻底沦陷的，是一个女人。
她叫苏琳，二十六岁，江城大学商学院毕业，长相甜美，身材高挑，说话的声音软得像江南的春雨。她是郭天赐的“助理”，被派来和陈冠东“对接工作”。对接什么工作？陈冠东知道，苏琳知道，郭天赐也知道。但没有人说破。有些事情，说破了就不好玩了。
苏琳很聪明。她从不主动提任何越界的事，只是陪陈冠东吃饭、喝茶、散步、聊天。她听他说年轻时的故事，听他说在凌氏奋斗的三十年，听他说那些从未对任何人说过的委屈和不甘。她听他说话的时候，眼睛亮亮的，像两颗星星。那种眼神让陈冠东觉得自己被看见了不是被一个厂长，不是被一个工具，而是被一个人。
第一次越界，是在一个下雨的夜晚。苏琳说她一个人住在江城，没有朋友，没有亲人，很孤独。陈冠东说，我也是。那天晚，他们没有回家。之后的每一个夜晚，他都没有回家。
他开始觉得，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。他在凌氏干了三十年，凌氏欠他的。郭天赐给的钱，是他应得的。苏琳给他的温柔，是他应得的。那些从厂里流出去的稀土，也是他应得的。他只是在拿回属于他自己的东西。
伪造报表的事，是从第二个月开始的。郭天赐需要一个“合法”的渠道，把从江城分厂流出的稀土运出大夏。陈冠东提供的就是这个渠道他在报表做手脚，把实际产量调低百分之十五，差额部分通过郭天赐安排的走私渠道运往美丽国和东倭奴国。
做报表这种事，对陈冠东来说太简单了。他干了三十年的稀土精炼，从技术到管理，从生产到财务，每一个环节都烂熟于心。他知道在哪里做手脚最不容易被发现，知道怎么解释产量波动最合理，知道怎么应付总部的例行检查。他甚至知道怎么利用厂里的废料处理流程来掩盖稀土流失的痕迹。他太了解这个厂了，比任何人都了解。这座厂是他看着建起来的，每一根管道、每一个阀门、每一台设备，他都亲手摸过、调试过、维修过。他对这座厂的了解，深入骨髓。正因为了解，他才知道怎么毁掉它。
第一批稀土走的是海路。江城有长江黄金水道，从江城港出发，顺流而下到东海，再从东海到美丽国西海岸，全程不过二十天。货轮离港的那天晚，陈冠东站在江城港的码头，看着那艘货轮的灯光渐渐消失在夜色中，心里忽然涌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。那不是后悔，是一种类似后悔但又不完全是后悔的东西。像是一根刺，扎在心脏的某个角落，不疼，但你知道它在那里。
苏琳站在他身边，挽着他的胳膊。“冠东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“没什么。”
他撒谎了。他在想，三十年前，他第一次走进凌氏稀土精炼厂的时候，凌傲天亲自给他戴了一枚凌氏的徽章。那是一枚蓝色的、小小的徽章，面刻着两个字“凌氏”。凌傲天对他说：“小陈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凌家的人了。”那时候他二十二岁，热血沸腾，觉得这辈子值了。
那枚徽章，他还留着。在他的办公桌抽屉最深处，压在一堆文件下面。他没有扔，不是因为舍不得，是因为不敢扔。那枚徽章像一面镜子，照着他从二十二岁到五十八岁的每一天。他不敢看那面镜子，因为他知道，镜子里的人已经不是他自己了。
第一批稀土安全抵达美丽国后，郭天赐给他打了一个电话。“陈厂长，合作愉快。”只有这五个字，然后就挂了。但当天晚，苏琳带来了一个消息郭天赐在瑞士银行给陈冠东开了一个匿名账户，里面存着五百万美金。不是一次性付清，是分批存入，每批稀土出境，就有一笔钱进入那个账户。
陈冠东看着苏琳手机那个账户余额的截图，沉默了很长时间。然后他关掉手机，对苏琳说：“今晚不回去了。”
他没有回家。他不想回家，不想看到妻子那双什么都不知道的眼睛。他妻子跟他过了三十年，从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。她什么都不知道。她不知道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，不知道他在报表做了手脚，不知道他的账户里有五百万美金。她什么都不知道，但她什么都感觉到了。她看他的眼神变了，从以前的信任变成了小心翼翼的试探。那种眼神让陈冠东受不了。所以他选择不回家。不回家，就不用看那双眼睛。
第二批稀土、第三批、第四批……每个月一批，像时钟一样准时。陈冠东已经习惯了。他甚至开始觉得，这一切都是正常的。他不是在犯罪，他只是在做一笔生意。稀土是商品，谁买不是买？卖给凌氏是卖，卖给郭天赐也是卖。他不偷不抢，只是换了个买家。他这样告诉自己，一遍又一遍，直到他自己都信了。
山城，凌氏集团总部。
凌若烟坐在办公室里，面前摊着一份季度生产报告。报告显示，江城分厂的稀土精炼产量连续三个月小幅下滑，原因写的是“设备老化、检修频繁”。这个解释看起来合情合理，但凌若烟总觉得哪里不对。说不来，就是一种直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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