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时，王淑慧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份传真，递给陈一鸣：“一鸣，美国那边发来的。”
陈一鸣接过来一看，是《时代》周刊发来的的邮件。
他们还想再做一期陈一鸣的人物专访，标题都想好了：“让文物活过来的男人”。
陈一鸣把传真放下，对老张说：“妈，帮我回一下：等《我，机器人》筹备得差不多了，再欢迎他们来采访。”
王淑慧点点头，又凑过来问：“一鸣，你要拍科幻片？2500万美金的特效？”
陈一鸣说：“对，改编自阿西莫夫的《我，机器人》。”
王淑慧惊讶道：“科幻片？国产科幻片？现在国内很多人认为华夏拍不出好看的科幻片，”
陈一鸣满不在乎道：“等《博物馆》的海外分账到账，2500万美金砸下去，让他们看看华夏也能拍出好的科幻片。”
王淑慧点头道：“行，有你这句话，妈就放心了。”
下午，陈一鸣接到央视纪录片频道刘主任的电话。
“陈导，《敦煌》的初步策划案您收到了吧？方便的时候看一下，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。”
陈一鸣答应道：“好。”
挂了电话，他翻开刘主任送来的策划案。
扉页上写着一行字：“用电影语言讲文物故事——致敬陈一鸣导演”。
他看了很久，然后把策划案收好。
晚上，高园园拖着行李箱先来到陈一鸣家，她明天就要飞香江，正式进组。
陈一鸣靠在门框上，看着她把箱子打开，检查里面的东西有没有落下的。
“哥，你别站那儿，帮我看看还缺什么。”高园园头也不回地说。
陈一鸣走过去，从背后抱住她。
高园园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干嘛？舍不得我？”
陈一鸣没说话，只是抱得更紧了一点。
高园园转过身，看着他：“哥，我很快就回来。”
陈一鸣点点头：“嗯，到了给我打电话。”
高园园踮起脚，在他嘴唇上轻轻亲了一下：“好。”
第二天早上，陈一鸣送她去机场。
王保强开车，一路上高园园都靠在陈一鸣肩上，没说话。
到了机场，她下车前，突然回头，跑回来抱了他一下：“哥，我走了。”
陈一鸣揉揉她的脑袋：“好好演，演完就回来。”
高园园点点头，转身走进候机楼。
陈一鸣站在车旁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。
王保强从车窗里探出脑袋：“陈导，咱们回去吗？”
陈一鸣上了车，靠在座椅上：“回吧。”
车子驶离机场，窗外是初春的京城。天很蓝，阳光很好。
陈一鸣闭上眼睛，脑子里是《我，机器人》的画面。
2500万美金，8个月筹备，阿西莫夫，机器人三定律，女娲，上海。
他想，这条路，还得继续走。
不过，《我，机器人》的筹备时间太长了。
在这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，他准备先拍一部其他电影。
一周后，陈一鸣和工业光魔签署了特效合同，把《我，机器人》的500万美元的特效定金支付给了他们，让他们先开始前期的准备工作。
然后他开始思考在此期间要拍摄的另一部电影。
翻开笔记本，他的目光最终停留在《蝴蝶效应》的名字上。
这部是一部关于穿梭时空的电影，与其它同类型的校园青春主人公为背景的时空旅行电影不同，这部影片反其道行之。
通过蝴蝶效应（南美洲的蝴蝶震翅可以引发北美洲的一场暴雨）这一混沌理论，讲述了回到过去改变命运并非如《回到未来》之类的影片那么轻松愉快，反而因为机缘巧合的转变，而常常造成物是人非的人间悲剧。
其中蕴含的哲学思考，在电影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
送走高园园的第三天，陈一鸣开始动笔完善《蝴蝶效应》的剧本。
书房里，他坐在书桌前，面前摊着一个崭新的笔记本。
原版电影他看过无数遍，那些关于混沌理论、童年创伤、日记穿越的核心设定，早就刻在脑子里。
但要把这个故事本土化，得找到一个能让中国观众共鸣的“穿越媒介”。
他想了三天，换了十几个方案，都不满意。
第四天晚上，他翻书架时，无意中看到一本旧书：
1987年版的《新华字典》，封皮已经磨损，书页泛黄。
那是他小学时用的，母亲一直留着。
他翻开字典，扉页上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：“陈一鸣，一年级三班”。
再往后翻，每一页的空白处都写着东西：有的字旁边注着拼音，有的字下面画着小人，有的字旁边抄着诗句。
他盯着那些字看了很久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：
如果主角小时候，老师让他在每个字旁边写下自己的故事。
后来他发现，只要翻开字典，读那些字，就能回到对应的过去。
这个设定越想越妙。
《新华字典》是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。
几乎每个80后、90后小时候都用过，都在上面写过字、画过画。
用它做穿越媒介，既有文化共鸣，又有情感温度。
他拿起笔，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：
“主角陈念祖，出生在唐城，儿时的经历创伤导致间歇性失忆。小学时，老师让每个学生在《新华字典》的每个字旁边，写下自己对这个字的理解、记忆、故事。陈念祖写得最多。二十年后，他偶然翻开那本旧字典，发现只要读那些字，就能回到写那个字的那一刻。”
写到这里，他停住笔，想了想，继续写：
“但他很快发现，改变过去，并不能让所有人都幸福。每一次穿越，都会引发连锁反应，让现实变得更糟。”
窗外，天已经亮了。
陈一鸣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晨光照在他脸上，暖洋洋的。
他深吸一口气，心里有一种久违的兴奋，这个本子，也能成功。
下午，央视纪录片频道的刘主任派人来接他。
车子驶过长安街，停在一栋老式办公楼前。
刘主任亲自在门口等着，看到陈一鸣，快步迎上来：“陈导，辛苦您跑一趟。”
陈一鸣笑道：“刘主任客气。”
会议室里已经坐了一圈人。有纪录片频道的几位编导，还有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专家？
刘主任介绍，一位是敦煌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，一位是社科院历史所的教授。
刘主任开门见山：
“陈导，今天请您来，是想请您做《敦煌》纪录片的顾问。这个项目我们筹备了很久，一直觉得差点什么。看了您的《博物馆奇妙夜》，我们找到了方向：用电影的叙事节奏讲文物故事，让观众‘看进去’，而不是‘听讲解’。”
陈一鸣点点头，翻开面前的策划案。
策划案做得很扎实，从敦煌的历史沿革到莫高窟的营建，从壁画的题材到藏经洞的发现，资料详实，脉络清晰。
但他翻了几页，就发现问题了：太“正”了。
他把策划案合上，斟酌着开口：“刘主任，各位老师，我说点个人看法，不一定对。”
刘主任点点头：“您尽管说。”
陈一鸣琢磨了一下：“这个策划案，资料很全，脉络也很清楚。但有一个问题：观众看完第一集，可能就不想看第二集了。”
那位老专家眉头微皱：“为什么？”
陈一鸣说：“因为太像教科书了。教科书的特点是‘全’，但纪录片的生命力是‘情’。要让观众跟着镜头走进敦煌，得有一个‘人’的视角。”
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：
“比如第一集，能不能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切入：一个年轻的文物修复师，第一次走进莫高窟，面对那些千年壁画时的震撼。让观众跟着他的眼睛，去看、去感受、去追问。”
那位老专家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说：“陈导，您这话有道理。但我们做纪录片的，最怕的就是‘不严谨’。”
陈一鸣解释道：
“严谨和生动不矛盾。我的电影虽然情节是虚构的，但所有文物的形象和性格都有历史依据。纪录片更应该严谨，但严谨不等于枯燥。”
刘主任在旁边打圆场：“老教授，陈导的建议我们可以参考。纪录片的核心是传播，如果观众看不进去，再严谨也没用。”
老专家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
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。结束时，刘主任送陈一鸣出来，小声说：“陈导，老专家就这脾气，您别往心里去。”
陈一鸣笑了笑：“没事，他说得也对，纪录片确实不能太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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