承担责任才是不二法门，真诚才是必杀技！
“......今朕恭览经史，追思先训，兼以病中感念，惕然警醒。深知人君之道，当以天下为公，以社稷为重，不可徇私情而害大义，不可执小忿而忘大伦……”
“自今以往，愿与诸卿，涤除旧隙，同心协力，共扶社稷。所有濮安懿王追崇典礼，再行详议，务求允当，以全孝思，以正纲常，以安天下之心。钦此！”
诏书宣读完毕。没有激烈的言辞，没有推诿责任，只有沉重忏悔和“再行详议”的开放态度。
张茂则退下。
静，极度的安静，朝臣面露诧异，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。
赵曙声音重新响起：“此诏之意，乃朕肺腑之言。濮议之事，纠缠经年，朕为源头。朕......实不忍再见，因朕一人之故，而使朝廷分裂，政事阻滞，更令边陲将士、天下黎庶侧目心寒。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似乎有些失焦，声音也带着迷离：“朕病中昏沉，常感神识飘忽，魂梦不安。数日前......似梦非梦之间，得见先父濮王。”
重头戏来了！濮王托梦之事，传闻已广，但由皇帝亲口在如此庄严的朝会上说出，其分量和感染力截然不同。
“先父形容戚戚，立于朕前，颜色如生。朕悲泣拜问，先父扶朕言：‘吾儿之心，吾已知之，然名分之重，关乎礼法大统，非可轻忽......’朕问当以何称，先父沉吟道：‘吾本藩臣，得享哀荣，于愿已足。皇考之称，不敢僭越仁宗皇帝......太王古称，或可相宜......”
先是罪己诏，再是“生父托梦”，非比寻同的流程、非比寻同的感受！
尤其是“生父托梦自请不僭越”，触及了人心深处对亲情、对逝者的普遍敬畏与共情。
枢密副使吕公弼知道，最佳时机已到。
他轻咳一声，手持玉笏稳步出班，打破寂静，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
“臣吕公弼，有本启奏。”他的声音洪亮。
“吕卿......但奏无妨。”赵曙抬手示意。
“陛下。”吕公弼先向御座方向躬身施礼，而后朗声道：
“陛下痛下罪己之诏，此乃人君勇于改过、心系社稷之明德，实为天下之幸也。陛下又于病中感濮王托梦，孝思纯笃，天地可鉴。臣闻陛下所述，亦为之心恸感泣。”
“濮议纷扰，历时一载有半，群臣争执于朝堂，天下观望于道路。于国于民，此非长治久安之象，实为隐忧大患。”
“臣反复思量陛下所言‘太王’之议，并考诸古礼，详参时势，以为此议，可解当前之困局，安朝廷上下之心。”
他以枢密院副使身份，正式提出“太王”之议。
“其一，太王之称，肇自周室，古公亶父积德行义，避狄去邠，后世追尊，德位相配。以此尊号追崇濮安懿王，于古礼有据，尊崇已极，足慰陛下纯孝之思，亦足显朝廷推恩之典。”
“其二，”他语气略微加重，“太王之号，既不与仁宗皇帝‘皇考’尊位有丝毫混淆冲突，可全仁庙法统之严、继统之正；亦非仅以‘皇伯’称之，于陛下人子之情，有所安顿。此乃兼顾‘继统’与‘继嗣’，情理两全之策。”
“其三，”他语气变得恳切，“自濮议兴起，庙堂不宁。政事堂、枢密院乃至诸司有司，或因立场不同，或因人言可畏，办事掣肘，效率迟滞。长此以往，非但内政不修，更恐外虏窥见我朝中枢不和，而生轻侮之心，边衅或由此起！”
“今以太王之议，跳出‘皇考’、‘皇伯’之旧窠臼，可为双方平息争议，朝廷当以此为契机，捐弃前嫌，将心力重归于民政、边备、选贤、安民等实政要务，此乃关乎国家安稳、社稷存续之大局，非一姓一家私礼可比！”
“臣，恳请陛下采纳此议！”
话音甫落，枢密副使陈升之，也持笏出班。
“臣陈升之附议！吕枢相所言，老成谋国！臣恳请陛下，采纳此议，早定大礼，以安天下之心！”
紧接着，又枢密院都承旨、副都承旨等一批中高级武职及文臣出席，齐声道：“臣等附议！”
有了吕公弼带头，朝中原本属于中间派、观望派的官员、早已厌恶朝局纷争的官员、深受感染转变立场的官员，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，纷纷出列附议。
“臣等附议！”声震殿宇，一浪高过一浪！
这般百官相继、同声相应的场景，已多久未曾出现了？
无形的压力，仿佛随着这些声浪凝成了实质，沉甸甸地涌向了殿中“濮议之争”的几位核心——政事堂的韩琦、欧阳修，以及台谏官的领袖司马光、吕诲等人。
每一道目光，每一次附议，都如一块巨石，叠加上他们的肩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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