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公亮率先道：“陛下，臣无异议。现在间岁一举，士子疲于奔命，州县供亿繁重。改三年，士子可沉潜学问，州县得喘息之机，考官有充裕时日记阅，实为良法。”
文彦博、韩琦、司马光、韩绛皆颔首附议。显然此事在朝中已有广泛共识。
“好，那就自明年起，科举定为三年一科！”
赵曙一锤定音。
“那这第二件，进士以三百人为额。诸卿以为如何？”
韩琦语气坚定：“陛下，请容臣细算。天下州郡三百余，军、监、场务千计，天下官额，常年在两万上下。”
“然每年官员致仕、丁忧、病故者，岁不过五六百员。然候选者众，新旧相积，铨选壅滞，常有士人守选经年不得官。”
“今请将每科取士由四百减为三百，实为疏通之始，更可向天下表明朝廷惜才慎选、重其可用之深意。新进士守选之期可望缩短，得以早历事任，于国于己，皆更为相宜。”
司马光微微蹙眉：“三百之数……会不会太苛？天下士子，寒窗十载，盼的便是金榜题名。今骤减百余名额，多少才俊将抱憾终身？”
“君实此言差矣。治国取士，当如良医用药。不在剂量多寡，而在对症精准。”
“就如，今陕西四路，与西夏对峙。鄜延、环庆、秦风、泾原，处处需通晓边务、能理钱粮、善抚蕃部之才。这些人才，靠诗赋考得出么？”
“再如，两浙、福建、漕运、盐税、海事，皆需专精之员。而如今科举，但以诗赋论高下。取得再多，不过是多几个会做文章的翰林待诏，于国何益？”
他看向赵曙，语气铿锵：“故臣以为，三百不少。三百实学之士，胜于五百浮华之徒！”
欧阳修轻咳一声，语气尽量温和道：
“韩相所言‘重实学’，臣深以为然。然三百之数，过少，恐失天下士心。今岁各州发解，得举人一万七千有奇。若省试只取三百，便是五十七人中取一人。”
“如此比例，寒门士子将望而却步。长此以往，朝廷将与庶民英才渐行渐远。”
三司使韩绛也开口道：“欧阳参政忧心有理。然臣在三司，有一笔账：若减为三百，一科可省六万贯，四年三科，便是十八万贯。西事未宁，国用不丰。每一文钱，都需精打细算。”
“这是抡才大典，非市井买卖！”司马光立即反对道：“韩计相以银钱计人才，臣不敢苟同！”
“唐时太宗皇帝有言：‘天下英才尽入彀中矣’，方是盛世气象。今为省十八万贯，而拒一百英才于门外，这一百人中，安知无范仲淹、无包拯、无寇准？”
他转向赵曙，深深一躬：“陛下！取士之道，宁宽勿苛，宁溢勿缺。宽则野无遗贤，苛则才俊离心。今西夏虎视，正需广纳英才。”
三百之额，乃自缚手脚，非盛世气象，臣请陛下三思！”
阁中火药味渐浓。一边是“求精务实”，一边是“广纳英才”；一边是“国用艰难”，一边是“盛世气象”。
一直沉默的文彦博开口：“诸公所言皆有道理。然臣以为，最要紧的是取士之制。锁院、糊名、誊录。此三制乃科举至公之基。”
只要此制在，取三百也好，五百也罢，士子皆信其公。若制不公，取千人亦无用。”
赵曙听完六人之论，心中已有定见。
“诸卿所言，朕都听明白了。”
“然大宋只要三百进士，真的够么？”
“唐时年取二十余人，因其有门荫、荐举、军功诸途。而我朝科举几为唯一正途，故取士必多。”
“诗赋文章，能辨其才思学识；经义策论，可观其胸襟器局。然市舶、矿务、边贸、河防，此等实务才干，非场屋文章所能尽窥，当于仕途历练中察之。”
“能过发解、抵汴京、入贡院者，已是天下读书人之佼佼。能中进士者，更是佼佼中之佼佼。此等人才，何必以三百自限？”
“科举取士，当为国用，不为定额。大宋欲拓疆土、通四海、兴百业，正需万千英才。科举，便是为此储才！”
“朕不怕人才多，只怕无人才！”
“故这第二条，要改！总以‘宁缺毋滥，亦勿遗贤’为则。”
“礼部奏名，不设定额。进士取士，惟视才多寡。才俊卓异者，四百五百犹少。文理平庸者，三百亦多！”
韩琦欲言，赵曙抬手打断道：“韩相公，科举取通才，实务乃成专才，历练乃出栋梁！”
“好，第二条就此定了！”
赵曙直接拍了板。又继续道：
“这第三件，解额分配，确实令人烦恼。”
他看向六人，“治国取士，如调鼎鼐，贵在均衡。东南不可抑，那是大宋文脉所系，财赋所出；西北不可弃，那是社稷屏藩，将士用命之地。”
“东南诸路，文风鼎盛，确有‘遗才’之憾。然若特增一成，长此以往，恐进士多出东南，而北地愈见凋零。此非国家之福。”
文彦博微微躬身：“陛下明鉴。此中分寸若失，恐成南北之隙，动摇国本。”
“臣等为此商议多日，分歧较大，恭请陛下圣裁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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