盛夏，福宁殿东暖阁，窗扉大敞。官家赵曙正看着一份奏疏，眉头渐渐蹙起。
蝉在枝头拼了命地嘶叫，声音钻进皇宫的重檐斗拱，搅得人心头愈发烦躁。
方才听闻沈括“雷公院”新式火药初试成功、较原来威力翻倍的那份欣慰与开心，已被眼前一桩血淋淋的人命案卷击得粉碎。
他虽早知户等和衙前役的危害，但当如此惨痛血案呈现于御前时，仍让他觉得难以置信：
“开封府祥符县谨奏：本县民张贵，年四十二，原在城西开‘张记酒肆’，有田三十亩，宅一区，家道殷实，列本县三等户。”
“治平三年秋，轮充本县粮纲衙前，押运小麦近千石赴陕西潼关。船至孟津，遇黄河骤起风浪，湿损官粮三百余石。”
“县尉勘验后，依《天圣编敕》：‘押纲损失，主纲者偿。’责令其全数赔偿，计钱四百贯。张贵遂尽鬻酒肆、田产，得钱三百七十贯；犹不足，又贷于姻亲，方凑足偿还数额。”
“其妻李氏，忧惧成疾，延医无资，于今岁五月病殁于赁屋中。张贵葬妻后，万念俱灰，于七月初三至县衙前，奋力击登闻鼓，于鼓面血书‘冤’字，继而猛触门前石狮，头裂而亡。”
“鼓面血字淋漓，观者数百，无不骇然流涕。坊间议论汹汹，恐生事端……”
“张贵临死前呼号：‘吾家三世勤勉，方积此薄产！一纸差役，竟至妻死家破！天理何在！王法何在？！”
“围观者中，有老吏低语：‘此非首例。去岁陈留县，亦有王姓衙前，因官绸被劫，赔尽家财，自缢于仓场。’”
饶是赵曙慢慢变得喜怒不形于色，但听闻这样两户上等户因服衙前役而遭此横祸，心中仍是极其愤怒和愧疚。
他不敢置信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他的治下，即使闭上眼，那画面仍旧挥之不去：
县衙前，一个因衙前役破家，刚刚葬完亡妻的绝望男人，将额头撞向冰冷的石狮……
刘惟简大气不敢出。他能感觉到，官家身上正散发着一股寒意，比三九天还冷。
此时，赵曙脑中不断闪动三个字：衙前役。
这三个字并非凭空而生，乃是从大宋“强干弱枝”国策里长出来的毒瘤。
太祖为避免五代十国之祸，行“强干弱枝”国策，把财权、兵权、人事权牢牢收归中央。
于是各路设转运使，直通三司；各军设都部署，直隶枢密院。
可百年下来，“弱枝”已经弱到了什么地步？
一个如祥符县这样的“畿县”，管着数万百姓，核心朝廷命官只有四个：知县总揽全局，县丞辅佐，主簿管文书户籍，县尉掌治安捕盗。
他们之下，是数十甚至上百名胥吏，如押司、贴司、乡书手、衙役等。
这些人虽名义上有微薄俸禄和编制，但薪资低得可怜，连养家糊口都难，更遑论廉洁自守。
真正支撑他们生计的，是“常例钱”，是“润笔费”，是从百姓身上一层层剥下来的皮。
但朝廷要收税，要运粮，要修河，要捕盗，要赈灾……无数事务雪花般压下来。
可县衙一没钱，地方财赋大半上缴中央，“留州”之钱仅够维系最低运转；二没人，胥吏常常连日常文书都处理不完。
要完成这些上级事务，怎么办？“差役法”。
按“五等户制”，把百姓按资产划为五等。上三等户（主要是中产之家）轮番无偿服“职役”。其中衙前，便是最危险、最致命的“重难之役”。
衙前役包括押运官物、掌管官仓、主持场务。可怕的不在“无偿服役”，而在那条铁律：
“押运损耗，主者赔偿；仓库亏空，看守填还。”
这意味着，国家将物流和仓储的风险，转嫁给了被轮差衙前役的百姓。
风浪打翻粮船？赔。盗贼劫走官绸？赔。仓库受潮霉变？赔。
赔不起？卖田卖宅，卖儿鬻女。再赔不起？那张贵，就是下场。
这哪里是“役”？分明是悬在每个中产之家头顶、不知何时会落下的索命铡刀！
宰相韩琦，早在至和元年任枢密使的奏疏里就已写道：
“州县生民之苦，无重于里正衙前。兵兴以来，残剥尤甚。至有孀母改嫁，亲族分居。或弃田与人，以免上等。或非命求死，以就单丁。规图百端，苟免沟壑之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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