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下午，门诊的病人不多。
苏晚看完最后一个挂号的患者，正在整理处方单，门被推开了。
进来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，穿着灰扑扑的棉袄，头上包着一条深蓝色的头巾，手里拎着一个旧布包。
她走进来的时候，脚步不快不慢，先在门口站了一秒。
只有一秒，目光快速地扫过整个诊室：苏晚的位置，窗户的位置，门的位置，药柜的位置。
然后她走过来，坐在苏晚对面，把布包放在腿上，双手交叠放在包上，微微低着头，一副老实巴交的乡下妇女模样。
“大夫，我头疼，好几天了，睡不着觉。”她的声音沙哑，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。
苏晚抬起头，看了她一眼。“哪里疼？”
“这儿，”妇女指了指太阳穴，“两边都疼，一跳一跳的。”
“多久了？”
“有个把星期了。”
“以前有过吗？”
“没有，就这几天。”
苏晚拿出血压计，给她量血压。
绑袖带的时候，她的手指碰到妇女的手臂，对方的肌肉紧绷着，不是那种怕疼的紧张，是那种随时准备反应的紧绷。
苏晚不动声色，量完血压，又问了几个常规问题。
睡眠怎么样，饮食怎么样，以前得过什么病。
妇女一一回答，滴水不漏，每个答案都合情合理，挑不出毛病。
但苏晚的直觉在响。
那种直觉救过她无数次命，在敌后，在战场，在每一个伪装成普通人的敌人面前。
这个女人的眼神不对。
她看人的方式，不是普通村民那种好奇或拘谨，是打量，评估，记忆。
而且，她进门的那个扫视，不是找诊室，是评估环境。
最重要的是，她坐下来之后的姿态，太标准了。
双手交叠放在包上，身体微微前倾，这是一个可以随时站起来，随时出手的姿势。
普通病人不会这样坐。
苏晚前世在敌后工作过。
伪装成难民，伪装成护士，伪装成普通路人，她做过无数次。
这种人她见过太多——特工，而且是有经验的。
不是那种刚出训练营的菜鸟，是经过风浪的，沉得住气的，知道怎么把自己，藏进人群里的老手。
她没有露出任何异样，继续问诊。
“头疼之前，有没有受过外伤？摔倒过没有？”
“没有，就是突然开始疼的。”
“眼睛花不花？恶心不恶心？”
“不花，也不恶心，就是疼，睡不着觉。”
苏晚拿起处方单，写了几行字。
“我给你开点药，回去吃几天。”
“要是还疼，再来检查。”
她把处方单递过去。
妇女接过来，低头看了一眼，折好放进布包里。
“谢谢大夫。”她站起来，又站了一秒。
这一秒，她的目光，从苏晚脸上极快的掠过。
然后，她转身走了。
苏晚坐在诊桌后面，没有动。
她的手指捏着笔，没有写。
苏晚在等。
等那个妇女走远，等走廊里的脚步声消失。
然后，她拿起处方底联，在上面写了几个字：外地口音，约45岁，头疼，睡眠差。
苏晚把底联夹进病历本里，没有给任何人看。
但她记住了那个女人。
苏晚记住了她的长相——圆脸，皮肤偏黑，眉毛很淡，左眼下方有一颗米粒大的痣。
口音像是北方人，但刻意学了本地的调子，有些字咬得太准，反而露了馅。
穿着是灰棉袄，蓝头巾，黑布鞋，鞋底是新的，没怎么走过路。
看病的具体时间，是下午三点十七分。
至于开的什么药，是几片安眠药和止痛片，普通的，不值钱。
下班后，苏晚坐班车回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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