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此乃舍实利而守虚文，智者不为！”
欧阳修转向赵曙，长揖道：“陛下，臣非不知司马中丞所虑。然治国之道，贵在通权达变。当太宗皇帝时，岂不知交趾（越南）亦系僭称？然仍许其‘郡王’之号，为何？羁縻也！以虚名笼络，保边境实利。”
“今大理局势，与当年交趾何异？甚至更为迫切！臣以为，当封！既可安大理之心，固我西南屏藩；又可示恩于诸蕃，扬威于蒲甘。纵有些许礼法瑕疵，较之实打实的边陲之安、羁縻之利，孰轻孰重？”
“欧阳参政，此言差矣！”司马光立马针锋相对：“交趾之事，本系权宜，岂可引为先例？今日许大理称国，明日西南诸部皆可称国，后日西域诸胡亦可效仿。届时，‘中国’之号何存？‘四夷’之序何辨？”
他语气更加恳切：“礼法之坏，始于毫末，溃于江河！今日若退一步，他日则需退百步！此非迂阔，实乃守国之本！”
欧阳修直视司马光，寸步不让：“司马君实，你只知固守‘本’，可知‘本’若不固，‘末’将焉附？若无西南边疆之安，无诸蕃归附之利，空守‘华夷之辨’的虚文，于国何益？于民何利？”
“届时，战端一开，生灵涂炭，府库空虚，这难道就是你想要的‘守国之本’？”
闻此，司马光没有继续高声反驳，只是声音里带上了一股说不清的东西，突变沉重：
“欧阳永叔，你只看到了眼前屏藩之利，却忘了唐之往事。”
“天宝年间，南诏王阁罗凤初附吐蕃，后虽归唐，朝廷亦曾册封抚慰。然结果如何？”
“鲜于仲通、李宓两征南诏，唐军二十万将士曝尸洱海，天下骚动，成安史乱起之远因！”
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！今日之大理，岂非昔日南诏之翻版？今日若贪其贡礼、受其巧言而封之，焉知异日不会养虎遗患，重蹈天宝覆辙？”
他退回原位，长揖一礼：“陛下，前五次皆拒，此番亦当断然拒之，以绝后患！”
殿中一静，众人眼光闪烁。这番话太沉了。
欧阳修深吸一口气，再次开口，仍然锐利：
“司马中丞此言，看似持重，实则因噎废食，危言耸听。”
他也转向赵曙，言辞恳切：“陛下，臣非不知天宝旧事。然凡事有利必有弊，岂可因百五十年前一战之败，便断言今日羁縻之策必为祸端？”
“司马中丞只提天宝丧师之祸，为何不提南诏亦曾助唐击吐蕃，牵制强敌？为何不提南诏商路曾输犀象、丹砂、战马入中原？”
“此非智者通达之见！”
“今日之大理，于我大宋，岂止一纸藩属之名分？实乃西南之宝库，边防之关键！”
“其一，滇马！大理所出滇马，虽不及河曲马高大，其用远胜北马。我朝于西、北购马，岁费巨万，犹常为辽夏所扼。若得大理为藩，滇马可源源入军，于整饬武备，何等重要！”
他又伸出第二指。“其二，铜矿！我朝钱荒已久，缺铜铸钱，为朝廷心腹大患。而大理境内，已知会川、永昌诸地，铜脉丰饶！其矿质之佳，远胜东南诸坑。”
“若得其为藩，以茶绢易其铜料，则钱荒可舒，国用可充，此乃实打实之利，关乎国本！”
他看向众人，目光炯炯：“这难道不比空守‘僭号不可封’的虚文，更为紧要？”
司马光眉头紧锁，正要再次开口反驳。
“二位，二位……”文彦博连忙起身，连连拱手，“司马中丞、欧阳参政，拳拳之心，皆是为国！此事实在重大，可否稍安，容陛下圣裁？”
韩琦也适时开口：“或可循旧例，厚赏其使，嘉其诚心，然册封之事……‘容后再议’？”
这话一出，阁中又静了一静。谁都听出来这“容后再议”的敷衍之意。
前五次“容后再议”，结果都是无疾而终。
若此次再照旧例，欧阳修的话犹在耳畔：寒尽西南诸部之心。
可若就此册封，司马光的警告，也像一块巨石，压在每个人心头。
六人目光，不知不觉间，又看向那位从辩论开始，便一直沉默的官家。
“司马卿忧心礼法根本，欧阳卿虑及边防实利。二位卿家，皆是为国筹谋，朕深知之。”
赵曙终于开口，瞬间压下阁中所有纷扰。
“然则，为何非要囿于‘封’或‘不封’这二选一之局？为何不能跳出此局，另辟蹊径？”
六位重臣屏息凝神，等待官家接下来的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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