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明公，某仔细思量过官家的话。”周先生道，
“官家所言，这‘矿务司’首要是探明矿藏，其次是改进技艺、促进产出、解决炭毒。其目的，似乎更看重推广“以炭代薪”，而不仅仅是能收上来多少钱。”
“而三司的职责，重在‘度支’、‘会计’、‘征榷’，是如何把已有的、能收上来的钱，管好用好。”
“对于如何‘从无到有’创造新财源，尤其涉及工匠技艺、山川勘探这些实务，确非三司所长，也非三司现下所能统筹。”
韩绛沉默了。周先生说的，他并非不懂。
他只是心有不甘，意难平。
“难道我三司就不能设专案，调集人才，专管此事么？”韩绛还是有些不服气。
“能自然是能。”周先生苦笑，“但明公您想，若归三司，首要关注是什么？是岁入，是课额。为了完成课额，下面办事的人会怎么做？必然是紧盯那些容易开采、见效快的富矿，催逼课税，甚至可能杀鸡取卵，涸泽而渔。”
“对于那些需要长期投入、短期难见效益的贫矿、深矿，或者需改进开采技术这种不知何时才能见效之事，会有多大兴趣？”
韩绛又踱起步子。周先生的话，点醒了他。
是的，如果“矿务司”设在三司，他韩绛自己，恐怕也会不自觉地把“岁入增长多少”作为第一要务。
因为三司就是干这个的。面对早已寅吃卯粮的国库，什么矿产勘探、长远规划、技术研发、安全生产，通通都要为“完成上缴课额”让路。
“况且，”周先生又宽慰他道，“此事牵涉极广，需协调工部、将作监、军器监、户部、刑部，更需要地方州县全力配合。”
“若只归于三司，其他部司难免觉得是‘为你三司增收做事’，协作起来，掣肘必多。唯有置于政事堂之下，由韩相、曾次相他们亲自协调，方能驱动各部，调动地方。”
韩绛长长吐出一口浊气，心中郁结散去了不少，但那一根尖刺仍然存在：
“只是，今日是‘矿务司’，明日会不会又有别的‘某某司’成立，或从三司划出去？长此以往，三司总揽财政之权，岂非名存实亡？”
“明公，”周先生知晓韩绛最担忧什么。“某另有一得，或许会让明公宽心不少。”
他稍稍走进一步，“明公细想，这静养资政阁何以设？阁中所议，皆为社稷至要。而官家却明言‘必存异见’，是为何故？”
“某愚见，此非虚言客套。官家设此阁，正是要汇聚宰执之智，权衡各方利弊，务求周详。明公改日在阁中，对矿务司隶属、权责划分直接提出疑虑，也正合官家‘必存异见’之期许。”
见韩绛仍有疑惑，周先生继续劝慰道：
“明公试想，若事事皆一味顺承，争议藏在纸面底下，官家又何需设此阁咨议？直接下诏便是。既要求‘必存异见’，便是深知资政阁所出，必定会牵动国本，尤需审慎。”
韩绛的眉头舒展开来，目光若有所思。
“故而，”周先生笃定道，“明公之虑，大可在阁中直接提出。明日可先去见韩相，不争意气，不固守门户，只言三司审计、度支、稽核之权乃维系国用根本，不可或缺之理。”
“况且……”他语带神秘：“矿务司成败，尚未可知。天下之大，那些富矿、大矿究竟藏在何处？谁人可知？”
“纵使有成，天下钱谷出纳、审计稽核之大权，终归三司执掌。就让他们负责干活赚钱，三司负责收钱，何乐不为？”
“明公，该争的是——要求矿物司把更多利税课额上缴三司！”
韩绛听罢，走回案前，手指拂过砚台。
“伯和所言，甚是有理。”他心绪平静下来。
“是我一时执迷了。为国守财稽核，与为国开源拓财，皆是重任。”
“明日见韩相，便依你之言。当争更多利税课额！”
......
福宁殿东暖阁。司马光正襟危坐，面对官家赵曙，神色肃然。
“陛下欲设‘矿务司’直隶政事堂，臣以为此议有违祖制，恐开擅权之门，伏望三思！”
这是赴禁中当面直谏来了。赵曙微微一笑，抬手示意：“依公之见，违在何处？”
“我朝祖制，二府三司，并立制衡。政事堂掌政，枢密院掌军，三司掌财。三者并列，各专其职，互不统属，直呈御前。此乃祖宗防权柄集于一身之深意。”
“今若将未来岁入巨万之石炭矿务归于政事堂，则政事堂既掌行政，又握重财，权柄过重。三司财权被分，制衡之局恐坏。此其一。”
“其二，矿税之征，本关联‘盐铁’，在三司职权内。纵需专设机构，亦当置于三司之下，方合体制。越三司而直隶政事堂，名不正言不顺，恐开僭越之端，令有司不安，体制紊乱。”
赵曙示意内侍为司马光已空茶盏续满热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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