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诗颔联“晓星沉朔漠，残月照关河”，一位初考官批“意境高远”，另一位旁注“用字似险”。
王珪连连称赞乃是佳作。韩维却眉头微蹙：“禹玉公，‘沉’、‘残’二字，气韵萧索。省试颂圣之诗，当以光明和雅为尚。”
王珪不以为然：“持国未免过虑。诗家语贵在兴寄，岂可字字拘泥吉凶？杜工部‘星垂平野阔’，亦用‘垂’字，何尝不阔大？”
两人各执一词，相争不下。不约而同望向司马光。司马光看过诗卷，片刻后决断道：
“诗以观心，亦须观体。此联单看是佳句，但置于《公生明》等题中，气韵确与全篇颂扬之体稍有未谐。科场文章，为国取士，宁取气象中和、堂皇正大者。此卷尚可，但只置中等。”
王珪欲再言，见司马光神色平静却不容置疑，便不再坚持。
更大争议卷，再次呈报上来。
乃是一份《公生明赋》、一份《问钱帛之通与边备之实》，且为同一人所作。
王珪对此生《公生明赋》十分赞赏，连连点头：“此赋铺采摘文，典实丰赡，颇有汉魏之风。可列一甲前列。”
韩维却直摇头，“此子赋固华丽。然请听其《问钱帛之通与边备之实》策论，开篇便是‘臣闻治国之道，在节用爱人……’通篇皆此类冠冕堂皇之言，于今日漕运几何、边费多少、屯田何以实、茶马何以通，全无切实着墨。此子有铺陈之才，恐乏经世之实。”
王珪反驳：“诗赋论策，各考一端。岂可因策论平平而废其绝佳之赋？本朝取士，向来重其文学。”
韩维态度坚决：“省试非仅为文苑选翰林，实为州县求干吏。赋虽佳，然于‘公’何以生‘明’之枢机阐发，比之另一卷以‘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’破题者，实逊一筹。文胜于质矣。”
两人只得再次看向司马光。思虑片刻后，司马光再次一锤定音、做出决断：
“朝廷设科，所求非仅能赋之文人，亦非仅知吏事之干员，乃求文以载道、学能经世之士。”
“此子之赋，如七宝楼台，然于本题核心义理之发明，未抵精深；其策，如浮萍无根，于当世急务之筹划，未见着落。只可列二甲中。”
那篇璀璨的《公生明赋》，通往鼎甲的道路就此戛然而止。
……
越来越多的争议卷被提交到了三人案前，尤其是高下难分，但又必须分清高下之卷：
一份是韩维极力推崇的策论。其文风质朴，甚至有些质直，但关于边备的条陈，如“沿边募土著、行屯田，省馈运之劳”、“以茶盐之利，易蕃部之马，固结其心”，条条切实，数据清晰，显是下过功夫钻研。
“此子确有疆场之才！所陈诸策，非纸上空谈，州县可依此施行。”韩维不吝赞美。
另一份则是王珪很是欣赏的策论。其文风迥异，开篇气势磅礴：“臣闻天下之患，莫大于上下相隔；边陲之困，莫急于财用不继……”文章慷慨激昂，痛切时弊，读来令人心潮澎湃。但在具体对策上，多归于“法先王仁政”、“亲贤远佞”等宏大原则。
“此文忠愤之气溢于言表，格局宏大，有古诤臣之风。”王珪赞叹，“观其文气，可知其为刚正敢言之士，此尤为难得。”
韩维立刻反驳：“此文读来痛快，然于国事何补？‘法先王’、‘亲贤臣’，三岁童子皆能言之。何处贤？何以亲？边费几何？冗员几多？如何汰减？全然无着。”
“前者之策，虽文采不彰，然字字落在实处；后者之言，虽响遏行云，然句句悬于虚空。为国选材，当取前者！”
两人争论声渐高，几乎擦出真火，谁也不肯退让，谁都想让自己看重的策论卷排在前面。
这是“实”与“文”、“术”与“道”在贡院殿堂上的第一次直接碰撞。
司马光细细看完两份试卷，也许是历经一年多的静养资政阁历练，他的看法，与一年前已大不一样。
他看向两人，直言道：“持国所言‘字字落在实处’，便是此等处。禹玉所忧‘仅得胥吏之才’，亦非无理。”
“然取士如用药，当先治其急，固其本。方今之世，边陲未宁，财用未足，所急需者，正是能明悉利害、措置有方之实才。”
此文（王珪推荐）如人参茯苓，固是补药，然于饥羸之人，不若粟米能活命。此文（韩维推荐），如粟米，可疗实饥。”
他看向虚空，没有说谁对谁错，只是基于对大宋朝政的理解，又做出了另一个决定：
“有实学为本，文章气度，日后可养。有文章而无实学，如无根之木，遇事则靡。”
“此卷，当置前。彼卷，置后。”
......
一万六千四百二十七名举子，六万五千七百零八份试卷，“衡文定等”才刚刚拉开序幕。
而这样的争论，不知还有多少。
与此同时，福宁殿的官家赵曙，正听着苏颂和卫朴的奏报，下定了某种决心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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